1．禅文化——生命之学

　　禅是教外别传，出于佛法又别于佛法；禅不是宗教，更别于宗教。禅入乎经教又出乎经教，透过禅的实悟，可以更好地修证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之觉”。
　　禅的精髓之处，在于与时偕进的创新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注重实证；在于生活和学习中的民主与和谐，德行与智慧的结合；在于不设佛堂，只设法堂，敢于蔑视权威，呵佛骂祖，直指人心，成就智慧。
　　禅不是文字或口头上的戏论，而是要求学者皆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可经实证，可以持续发展的方法论。
　　禅是一组诠解生命真谛的智慧，它精湛圆妙的体系，且为中华文化发出空前的异彩，流风遍及，历唐宋元明清，乃至韩国、日本等国都深受影响，历久不衰；尤其深远地影响了西藏前后弘期的“心性之学”——大圆满与大手印。
　　禅宗作为生命之学，虽和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别帜互异，但却后来居上，兼融并蓄地包涵了各家的精旨。只有掌握了这 “黄金之匙”和智慧的方法，在浩瀚无涯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海之中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无厚出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而有余地；也更足以说明，为什么不精通禅文化，不亲证禅宗的心地法门——也就是不掌握禅的方法——就无法真正理解唐代以来，直到明清二代的中国文化内涵和精神的实旨和内容，也更无法真正理解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经济的影响。

2．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

　　 唐宋五代，禅宗异军崛起，它不仅在佛教界犹如春雷轰鸣，震撼着古老传统的寺院，并且也在整个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阵惊涛巨浪。《宗门武库》记载说：
　　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何也？
　　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
　　公曰：谁？文定公曰：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
　　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
　　文定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
　　公欣然叹服。
　　后举似张无尽，无尽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

　　宋代士大夫的参禅，多数因受禅学心性的启发和激励。他们通过接受和体验参禅悟心的体会，重新审视社会人生，更从积极处领会，于忧患之际开拓心性，顶天立地，对社会人生多能贡献无尽的心力。诚如禅门所谓：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立。
　　士大夫在学禅同时，照样读书看报、修仁义礼，侍奉师长，教诲后学，吃粥吃饭，将禅与世间社会生活结合一片；届时便能体验到儒即禅、禅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的境界。这就是士大夫要修习的禅。

3．工作坊就是道场——日本企业精神与中国禅文化

　　日本的企业精神受到了中国唐宋明清以来禅文化的深巨影响，再加上西方的科学思维和管理，才有了日本今天的成就。
　　中国禅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内在的充实和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外在能否起用、起用的大小如何，就在于内在是否充实、充实的大小如何。
　　日本人活学活用了中国的禅文化，把禅文化的精神充分的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
其中最典型的是铃木正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战国时期末年，日本的社会正由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
　　铃木和后来的日本企业家都提倡一个响亮的口号：工作坊就是道场。
　　因此，日本把禅佛之道从天子以至庶人运用到日用平常生活之中。小至个人卧室家园，大至工厂公司，庙堂社会，全以工作坊就是道场的精神来认同来执行来推广，尽其业，乐其群，修其行，行其道。
　　中国从满清末年，梁启超、鲁迅等仁人志士就开始向日本学习这种积极正信向上振奋人心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就是商业道德，在日本企业中处处体现，处处闪亮，一个小糖果包装精致得如一个艺术品，一个产品的生产，惟恐不为客户带来利益方便，希望所食之人，所用人之都能获得大利益方便。
　　这种精神用之于企业如此，用之于社会各个阶层亦当如此，这就是所谓多快好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旨，奉行实践的却是日本企业。
　　“日本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是八十年代美国人提出的口号，他们由日本企业精神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加速了他们IT产业的革命，进而领袖了新经济时代。
　　正是铃木正三开启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大门，他以中国的禅文化作为试金石，使得日本大和民族的魂魄振兴图强，成为近世新经济时代中又一强势。
　　面对着工作，面对着生活，一颗佛心(直心、爱心)就足以承当，使心知佛，百工之人必尽其业，皆与世界有情有所利益，这本是禅文化的使命和任务，而近世日本的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业，他们都以一个指标，一个口号来号召员工，诸如：“我们的成功，就是全日本的成功，全日本的成功就是世界人类的成功。”
　　日本的企业正是应用了禅文化的精旨，抓住了禅文化的实质：一分的自觉就有一分的智慧，就有一分的德行，就有一分的企业精神。
　　你有一分的自觉，一分的智慧，一分的德行，一分的企业精神，你就一分的不会污染山河大地，一分的不会产生假冒伪劣产品来坑人害人。
　　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我们当代企业所应追求的目标，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我们当代民族所该尽力而为的任务，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当代所奉行的可持续发展性战略。
　　总之，日本当今资本主义的精神，大和民族的灵魂，正是经过铃木正三等人从中国禅文化中提取精华而精心擘划，苦心经营成就和魂汉才的大和文明，而为明治维新成熟作出了贡献。
　　我们应该从中体取教训和经验，为我们自己的企业精神作出更新换代、创世纪的理念。

4．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禅”

　　“德国汉高，优质生活保证”，这句广告相信许多人都听过，它是汉高公司120多年追求的目标。在这120多年时间里，汉高一直在寻求“禅”的境界，为了解这种“哲学仙境”，记者采访了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张国维先生。

　　记者：您在美国、德国等外国企业工作了十多年，您认为我们国有企业在管理上与先进的外国企业相比差距在哪里？应向外国企业学习些什么？
　　张：我认为管理可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无意识管理”——即在无理论指导下的凭感觉进行的管理。感觉对了可能便成功了，感觉错了便失败了。第二层次是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学”水平——即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出的理论理念。如民间流传的“和气生财”及哲人道出的“中国人患不均而非患多寡”等经营之道。第三层次是上升到“数学”问题——即量化管理。第四层次即最高层次，便是禅中所提倡的无为而治——有意识地不去做什么方能做什么。那么从这四个层次的角度进行比较的话，我认为中国传统的管理停留在第一层面的比较多，而在第二层面即哲学理念及第四层面即“禅”的方面比西方不差，甚至还优于西方。很多西方理论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了很多。

　　　　　　　　　　　　　　　　　　　　　　　　　《北京青年报》文/张桂涵

5．菊花与刀的智慧

　　日本人修养的目标与技巧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性格。有些虽与印度的瑜伽训练相似，但具体而言，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瑜伽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恰恰是受到来自中国禅宗传承的影响。
　　日本的“悟道者”整天吟诗、品茶、观花赏月，并不取印度瑜伽苦行、禁欲断灭之道，完全是受到中国祖师禅：“饥来吃饭，困来眠”，“搬柴与运水皆是神通”，“是名士自风流，惟英雄能本色”的启示。
　　日本从中国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就一直如此。十二世纪，两次入宋学禅的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同时，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禅宗产生了日本的茶道、花道、能乐、浮世绘，完全成了日本文化。
　　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人们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内在的潜力。
　　当时，在日本无论作为一个僧侣，或作为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这类工作——都以禅宗的修行方法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完美主义。
　　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已身可发现的光明，其中不容许有丝毫阻碍，除去途中一切障碍……遇佛杀佛，遇魔杀魔，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方可自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第二手的东西。不论是佛陀的教导，祖宗的经典，或者神学的启示，“三乘十二教，都是堆废纸”。
　　研究知识学问不能说毫无益处，却无法使自心灵光闪现，唯有内心灵光闪现才能使人顿悟，本自具足的智慧才能迸发。
　　禅师们在于教给弟子如何求“真知”以达顿悟，最后必须在内心中开启智慧，确能在世法上完成修养和成效。
　　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经常练习基本击刺的“能力”之外，他还必须学会“无我”。
　　学人在学习“无我”过程中，禅师们会用相应的方法使弟子像通上电流一样地顿悟，产生智慧，完成修养的使命。（中道和实事求是）
　　禅师为使弟子们拼命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正确的用法，在中国禅宗正式的用语是“参话头”）。字面的意思就是想“问题”。
　　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思考公案的人就象“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想吞热油铛”的人，“想叮铁牛”的蚊子。在思考公案之时，必须“忘我”地加步努力，最后模亘在内心与“公案”（话头）之间“我执”屏障被除去，犹如一股闪电，内心空灵，智慧灵敏，他就顿悟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人性的周围墙壁上，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走进了自我和自由的新天地，砖也无所可用了。
　　　　　　　　　　　　　　　　　　　　　　　　　　　　（摘自《菊与刀》的阐释）


6．日本首富堤义明与荀子

　　 不错，堤义明的确是来自东方清晨的一滴露珠，正如同一时代的松下幸之助所说：“堤义明君是集创业与守业于一身的第二代，他身上所特有的帝王素质，如果是在古代，他就是中国唐太宗那样的盛世明君。”
　　如索尼的盛田昭夫所说：“当今日本年轻的企业家中，没有多少人可以像堤义明那样有胆识，有才华，有决断力。”
　　同时，盛田昭夫又不无感叹“既生瑜，何生亮”，“我的最大不幸，就是我生在与堤义明同代。”
　　堤义明从中国古代的哲人——荀子身上，得到智慧的启发，经过几番涵养，终于成就他一生的事业和使命。
　　堤义明自己曾说：“我的成功来自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荀子。如果说提康次郎是我的父亲，那么荀子就是我的教父。”
　　可以说，堤义明成功的一生，正是突显现了时空地域交融互变的因果：腐朽而可转化成新奇，过去而可创新成未来。但是要在一个特定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完成，那就是：放下自我，提起人类，承担过去，展现未来。

7．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心的哲学

附：稻盛和夫先生的回信 　

　　王绍璠　先生:
　　　　　　您好！
　　我是日本盛和塾的蔡龙日。经常给稻盛和夫先生当翻译。五月份稻盛和夫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讲演之后，您与稻盛和夫先生见面，并把您撰写的有关「稻盛和夫和盛和塾」的原稿交给了稻盛和夫先生。现已把原稿翻成日文，您的论文得到了稻盛和夫先生高度评价，所以日本盛和塾想把您的论文登载在「盛和塾」杂志上。不知您的意向如何？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您给个回音，并把您的简历和照片一同传给我方，以便和您的论文一起登载在下一期「盛和塾」杂志上。
　　等待着您的回音。
　　祝您事业有就，完事如意。
此致！
　　　　　　　　　　　　　　　　　　　　　　　　　　　　　日本盛和塾 蔡龙日十一月十五日于京都
　　　　　　　　　　　　　　　　　　　　　　　　　　　　　　　株式会社　世代継承活学社
　　　　　　　　　　　　　　　　　　　　　　　　　　　　　　　　代表取締役　蔡　龍日

８.《禅门狮子心》代后记--世道·人心·禅
　　禅是佛法的心要，像一面明镜，观照着世法和出世法的实相。
　　世法涵盖了人间的一切学问，出世法则包融了宇宙法界的一切事物。
　　禅即然是世法和出世法的鉴照心灯，她的内涵实义，即智慧的焕发，全然圆融，全然包融了人生和宇宙的原则。
　　《禅林宝训》一书是一千五百年前，含融了悟道智慧的心语，就像一盏明灯，顶立于天地之间的明灯；也像一面明镜，深植于宇宙万物之内的明镜。主要的内涵是来自人类智慧的动力，关系于当今的世道人心，是至巨、至深的。可以这么说，本书的内涵主要包融了佛法的心要和大义的精华：即迈向自觉觉他途径的六度万行。
　　所为六度：原则上六度是合而为一的，是以般若为依归的，分得那么细，那么分明，是有针对性的。应该知道是六而一，一而六的事，不是光说不练，有如北京天桥的把戏，而是以智慧来承当。
　　例如持戒，什么叫持戒？宗喀巴大师在根据《瑜伽师地论》中《菩萨地·戒波罗蜜品》而完成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已经说得很明白，不需多说，总之就如儒家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无一时不是戒，无一处不在戒，无论有没有戒律规定，该当守戒就如是守戒，法尔如是，本当如此，义所当为，理所当是；你还要人家规定或有所图才守戒吗？那已是第二机了，已经不是戒了，这就是戒的精神。不必婆婆妈妈，繁琐僵化，成为吃人的礼教，禁欲苦行外道。一句话，必以智慧为依归，才是持戒。
　　再谈忍辱：要知道，忍字，不能由字面意义上去看。所以禅宗不立文字，不然由文字义理上去体会佛法，认知大道，往往就会以指为月，认沤为海，甚或言不及义，南辕北辙。什么叫忍？起码向韩信那样，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唾面自干，打你右脸，再把左脸给人打。丈夫自有冲天志，不跟众生扯皮。所谓无生法忍，就是以智慧来承当众生的一切无知和痛苦，就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所说的：“在天上的父，请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是无知的。”为众生生，为众生死，不计荣辱，不计痛苦与欢乐，这才叫忍辱。连日本人都知道正面意义的忍，他们称奉行武士道的人叫“忍者”，这种人又都有法术。他们活用了忍字，而不是局限在字面意义。
　　忍辱就是“任重道远”，“虽千万人吾往矣”。“俯首甘为孺子牛”只是一半，还要加上“横眉冷对千夫指”才成为忍辱的全部意义。因为你不“横眉冷对”站在正义上面，以智慧承当，那么就失去忍辱的意义了。因此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先要搞清楚，才不会对忍辱有所误解，不然你又如何荷担如来大法，承当众生呢？
　　什么叫布施？“将此身心奉尘刹”，你不止要报佛恩，乃至父母、众生恩等四重恩都要报，这才叫真布施。
　　儒家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包括身布施，心布施，无畏布施等，圣人有时都做不到，更不要说你我。至少我现在还做不到，我也有“盲点”舍不掉。
　　但是我现在就已经无情无义，把老婆儿女丢在一边不管，算不算布施？当然是布施，一切功德（如果有功德的话）全归他们，我只是忘恩负义，徒负虚名而已。再说像林觉民等烈士一样，那才是真布施：愿我的死，我妻我家的不幸，来换取众人的生，众人的幸福，也就是宁愿我一家哭也不愿天下人哭。大家学佛，首先就要学此，谁无儿女，谁无妻子，既非疯子更非白痴，凭什么要如此？因此大家就知道什么是真布施。
　　精进：什么叫精进，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才是真精进。不是阿那律最初的邪精进，而把眼睛弄瞎。
　　精进就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以生死相许，生也无悔，死也无悔。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有什么可悔的。学佛乃至成佛，本来就是要承当众生的生死痛苦，死了也活该。像我现在等于替大家踩地雷一样，炸死活该，连死尸也不必收。像毛主席早年的一首诗：青山何处不埋人。韦陀菩萨、观音菩萨乃至法藏比丘都叫精进，乃至信解行愿就是精进。在学佛的字典里没有不精进三个字，菩萨行就是精进。佛法之广之大，岂是遍虚空法界不可胜数的语言文字可以赞叹得了？虚空有尽，精进却是无尽。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何止九牛，就是九百九十万头牛也搬不动“精进”一个指头。所以说“以有作思惟以测佛智，如萤火烧须弥，终不能着”。
　　禅定，什么叫禅定？不要以为闭眉闭眼，观空观有，什么九次第定，四禅八定，楞严大定等等，就是禅定。这都是有相之定，都是有为法。应该知道无相也就是实相，无有定相名曰实相，遍虚空尽法界，都是定，无一不是定，无所不在定。乃至还是以智慧为依归，离开智慧不曰正定，是为着相，不管着佛着魔，都是着相。
　　现在我从五好居士变成五化居士。这个五好就是好财、好色、好名、好吃、好睡，也就是好贪、好嗔、好痴、好慢、好疑。如何转变呢？我自己就是从六度开始检讨，慢慢地以五好转五化为指标，就是化贪为布施，化嗔为忍辱，化痴为持戒，化慢为精进，化疑为智慧，而无一不在定中，这就是五化。究其实，六度和三学一样，都是不一不二互为转用的，其体一也，其用何止六，只是无穷也。对于自己，我特地改了一首偈子作为禁戒，仅供参考：“随缘转旧业，忏悔求精进。”
　　为什么到现在佛法会烂掉，命如游丝？在《禅林宝训》一书中，很多善知识都说到了原因，主要就在于此。毛主席 也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只有人民决定一切。这个人民不是狭义的，而是人民的智慧，也就在于得民心，得人才，真正得人就是得道者多助。道不远人，人自远道。大家都讲什么末法，请问什么叫末法，难道还真有末法吗？经上不是说佛有无量无尽无数吗？老王不在，还有老李，重重无尽如因陀罗网，如果说佛陀不在就是末法，那么这就不是智慧德业，全是因人碌碌，无所成事，佛法成了下流。现在人们学佛动辄无知谤佛谤法谤僧，佛法成为宗教迷信，沦于气功外道，只有僵尸而无精神，堕落至今就在没有得人。当年黄坡禅师早已说过，不道无禅，只是无师。现在看来，不但无禅，连师也无。佛法是真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相对永恒的。甚之，管你有没有得人，管你有没有佛菩萨，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佛法就是如此。其实佛就是法，就是僧。还分什么三皈依，当知三即一，一即三，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你非要三皈五戒，统统是猪八戒。密宗还有四皈依，乃至《普贤行愿品》中，无尽的皈依又如何说呢？因此学佛要以智慧为依归，不能搞封建迷信，人云亦云，只求加持而不求修持和智慧。
　　人家天主教、基督教很聪明，提出三位一体：天父及子及圣灵三位一体，就是取自佛法僧之源。礼拜之时，还要吃（领）圣体，喝圣血，在佛教徒而言，那还了得，出佛身血都不得了，还要吃佛的肉，喝佛的血，这和汉地看人家西藏天葬一样。可是在人家基督徒而言，正是要以此缅怀基督牺牲的伟大精神。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再看教堂中间供着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相，头垂下来，虽死但却安详，他是为众生而死；就如先进的共产党员一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基督徒们当时为了他们的真理信仰，前赴后继，走向狮子口里，齐唱圣歌，从容受死，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也就是如此，最后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因此不要小看人家所谓外道，要知道外道也有部分真理的呀！所以只要对我们学佛，对我们做人处事有所启益的事理，都要好好虚心学习，千万不能妄自称尊，自以为是。这就是般若，也就是精进。
　　如果学佛，终日只是空谈什么出家，什么和尚，什么吃素，什么往生，什么皈依，什么加持等等，一点也不真修实证，一点也不担当社会责任和人间任务，跟人家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又如何比，怎能比呢？面对人家那种博爱、牺牲的入世精神，学佛的人岂不自惭形秽。所以学佛和佛法主要在于人。你看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有一次见到街上的宣传，把“人”字多加了两撇，那是工艺字，美术字，虽美但不常用，也不实用，毛主席以为，宣传主要落实在人民头上，首先要让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清。这种“人”字失去面对群众的实际意义，反成了“城市老爷的风雅玩物”，劳动大众是看不懂的，也是脱离群众。这就是关心群众，就是时时处处关心众生。“人”就是“人”，还要画蛇添足，不如此不足以显出你的学问和本事。如同大家学佛一样，非要侈论空有，空谈般若，卖弄义理，就是不从实际理地落实修行。这和毛主席批评的宣传员一样，都是脱离群众。这和毛主席的智慧、学佛者的智慧、乃至禅师的智慧相差甚远。现在大家把主席供奉成神，生前神化，死后再加神化，这和学佛的那些出家众、在家众把释迦牟尼造成神一样，终究是谤佛、谤法、谤僧。
　　大家都要知道，佛就是智慧的成就。大家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而后成就自已的功德事业，不是只捧着佛头，在那里顶礼膜拜，那是宗教迷信，就如人们把毛主席造成神来寻求保佑一样。要知道毛主席的表现就是学佛的样子，他承担中国人的担子，勇于一户挑起天地日月，向万里无寸草处行，带领中国人走出“红海”，走出“埃及”，搬走了三座大山。这就是般若，就是忍辱，就是禅定，一言以蔽之，就是带领人们学佛直至成佛。
　　所以，我当年来国内，就是冲着国内早有那么多先进人士，做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使中国走出了愚昧和无知。这么多先贤，如同菩萨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国家民族于危急存亡之中。你以为这只是世法吗？告诉大家，这也是佛法。这里面不是示现，这里面是真刀真枪，不是温良恭俭让，是慈悲喜舍，是六度万行，岂只是说着玩的？所以说佛法不离世间而成就，佛法要落实结合在世法上才是智慧和福德的圆融成就，不然都是空谈社会主义，都是戏论。几乎大部分学佛的人，神话鬼话胡话等等，朗朗上口；神事鬼事胡事等等，争先恐后，就是不说人话，不做人事。
　　本来在未学佛前都是大丈夫，一学佛后就成了奴才矮子，本来人我相还少一点，学佛后，不止人我相，就连鬼相、神相、菩萨相、佛相，如云如雨，多不胜数。搞迷信崇拜，消极自私，不务实际，只图方便，不要修持，只要加持利己。智慧德业堕落到封建迷信。只要人家一提到佛教，就好像是谈瘟疫一样，敬鬼神而远之，成了反动道门、邪门外道、装神弄鬼一样的过街老鼠。学佛到如此，岂不可悲？更令人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存了点钱，不去赞助希望工程，养老育幼，流通些做人处事的格言、先进人士的传记，有益后生人格、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的书籍，反而去助长烧香拜佛、敲打念唱、送死庆生的迷信活动。这和那些搞迷信活动的人又有什么不同？
　　所以学佛就是要得智慧，不然不只佛法学烂掉，就连人格也学烂掉了。再说佛法是不会烂掉的，烂掉的是那些自以为学佛、自以为功德的无知者。现在国内推广爱国精神，普及爱国教育，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极大意义的。从现世而言，只有以血肉筑成的长城是最具有真实意义的，只有以智慧承担的事业，才是真正的佛法。如其不然，都是假大空，都是自欺欺人。佛法不是如此。佛法需要好样的人来学，什么是好样？就是以智慧、道德、勇气来承担众生的生死、痛苦乃至一切无明烦恼。
　　自古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总不能赢了全世界，输了你自己，把人格、国格全卖给魔鬼，成了物欲的奴隶，成了资本的走狗。因此我看学佛确是必要，教育更为重要。学佛能使人自觉自知，懂得如何自我批评，掌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分寸和原则。惟有教育才能实现人们走出愚昧无知，迎向自力更生的未来，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尽一己之力。
　　什么是菩萨行？从现实而言就是爱国主义。所有先进自觉的人士都是菩萨。凡是先进自觉的人士，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该学习的。乃至有一点自觉、一点先进的人士，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只是合乎人类幸福利益的事理，哪怕出自魔鬼身上，我们都要学习。现代真正的佛法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但是我们还要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自古（圣德太子）以来即已吸收了我们隋唐时代的精髓，在本书的自序中，我重点指出了其中的深义，希望广大高明的读者们批评指教，这是本书的作者和我本人馨香顶礼所寄望的，也是南师怀瑾平日所言：愿天常生好人，人常做好事。